摘要：32岁的吴女士不太喜欢用“教科书式的维权”形容过去三年的经历。三年前的7月17日，她的照片被一个陌生人配上色情虚假信息发布在网络，这个谣言在后来彻底击穿了她的生活。
她报过好几次警，持续追问案件进展，却始终没有结果。期间，她备受黄谣困扰，确诊重度抑郁，没了工作，无奈与丈夫协议离婚，原本幸福安稳的生活不复存在。只能训练自己，像一个职业侦探那样，一点点搜集证据，锁定那个陌生的造谣者，经历两次民事诉讼，最终让造谣者登报道歉。但这背后，是数不清的无奈和心酸。
在类似的造黄谣案件中，许多受害者都体会过维权困境，要耗费大量精力和时间。像吴女士这样能坚持到最后的，只是少数。相对之下，造谣者可能会被处以五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，情节较重的则面临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。今年4月公布的一起案例中，一位初中男生编造同年级女生的黄谣，导致女生多次自残休学，法院审理后判决，造谣者赔偿各项费用总计9162.98元。
当谣言引发更严重的后果，比如导致受害者精神失常、自杀等，才会触犯《刑法》第二百四十六条的侮辱罪或诽谤罪。而刑事案件诉讼周期长、费用高，搜集证据的难度也会更大。
“所谓教科书式维权，都是被逼无奈。”在吴女士看来，过去三年里，她的许多痛苦和磨难，或许本来不必经历。
以下是她的讲述：
文|李晓芳 编辑|王珊瑚
一个谣言的诞生
我跟那个造谣者从来都不认识，我们之前的生活没有任何交集，他不知道我长什么样，我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。
我只在后来到派出所调解的时候，跟他见过一次。他很黑很矮很瘦，全程没敢抬头看我一眼，没敢看律师一眼，也没敢看民警，眼神一直在躲闪。很不可思议，就是这样一个我会用猥琐来形容他的人，只是在网上发了两张我的照片，配上虚假的色情文案，就对我的生活造成这么大的影响，我觉得太荒谬了。
事情发生的时候是2022年7月17号，我微信突然收到很多添加好友的申请，我以为是工作上的客户，通过了几个验证，但他们说的话都不太正常。后面是一个大三的男生加了我，跟我说有人把我的照片和联系方式放到国外的社交软件，发布色情邀请信息。我请他把那个账号页面、发布的内容都截图给我。
然后我就看到上面有我两张照片，我在看手机，背景是在酒店大堂。这张照片肯定是被偷拍的，首先它不是我自己或者当时跟我一起的朋友拍的，我之前也没有在任何社交平台发过类似的照片。
我第一时间就报警了，接线的民警跟我说因为是在国外的网站，可能没办法受理。到了第二天，还是有人不断地在添加我，我觉得还是得尽快解决，就找朋友帮忙，注册了一个国外社交平台的账号，根据之前的截图检索到造谣者发布的帖子，把他近半年发表过的所有动态全部录屏保存证据。
他那个账号自我介绍里提到在南宁，我推测他在国内肯定有实名注册的微信，就跟他私聊，说想认识，要到了他的微信号，微信一搜索，他的地区显示的是南宁，信息能对上，但我确认我从来没加过这个人。
我还拿他发布的照片和造谣文案，去微博搜索，检索出一个发布内容高度相似的账号。我又注册了一个新的微博账号，用同样的方式要到了微信号，跟之前在外网拿到的微信号是同一个。
这个时候我认为我的证据已经足够了，之前民警说是在外网处理不了，现在我已经找到了他国内实名认证的微博跟微信，证据链非常完整，也做了公证。我又去报了警，态度非常坚决地要求立案，（2022年8月3日）终于拿到了派出所的受案回执。
2022年8月，吴女士（化名）拿到受案回执。讲述者供图
我一开始认为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没什么大不了，我确实没发过这些信息，我报了警，也找到了源头，那后续派出所就会解决这个事情。我觉得是一个恶作剧，或者是我工作上太雷厉风行，加上那时候我正在竞争一个更高的职位，可能有人想报复。拿到受案回执我还发了个朋友圈，说“好可怕，这种神经病就是打击报复”。
但是很快我发现我想得太简单了，造谣信息虽然是发在外网上，但看到的大部分还是中国人，那些截图传播的速度比我想象中要快，范围要更广，大概一个月左右，这个事情在我的工作和生活圈子里都传开了。
谣言传到了我对接的客户那里，客户就跟公司说，我现在有舆论上的不好的影响，觉得把项目给我不是很放心，直接影响到我的工作。有人会添油加醋地说，想不到她私底下是这样的人之类的。甚至有猥琐一点的男同事会在私底下调戏我，我在公司的职位也是蛮高的，之前不会有一个人敢对我说这么轻浮的话。
差不多两个月左右，连我的家人都收到了截图。当时是我母亲的朋友在的一个微信群里，有人发出照片说这不是你朋友的女儿吗？然后我母亲那个朋友又发给了她。后面我继父生病，我也不能经常回去看他，因为他们那个小区里也会有人议论，我妈妈心疼我，说你不要回来了，我担心你心里承受不住。一年后，到我继父生病去世那天，我们也没等到造谣者的一个道歉。
抓住那个造谣者
我每个月至少会打三四次电话去我报警的派出所，问案子的进展，要么是说还在调查，要么是接线的民警说他不负责这个案件，但他会转达。中途我去过一次派出所，问办案的民警为什么这么久过去了，没有任何进展，他说你回去再等等。
我等了9个月，没有结果，而我的生活已经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。首先是工作上，有同事会在我走过的时候阴阳怪气地讨论，有一次我实在受不了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能在办公楼里找了个没人的角落哭了一场，我开始出现脱发、失眠焦虑的问题，没有办法继续工作了。
事发后五六个月，我去医院心理科检查，已经是中度的焦虑跟抑郁了，很快又发展成重度抑郁。我前夫知道我是被造谣的，很支持我报警，也陪我去看了很多医生。他当时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，刚升职不久，但他的工作圈子很快也开始沸沸扬扬地传这件事情。
我刚开始会解释，但是发现没有用，别人也不是真的关心你，只是当八卦，或者带着窥探的心理在问你。我前夫后来承受不住压力，就从那家公司辞职了。
我当时状态很不好，生病的时候不太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会砸东西、大吼大叫，就会伤害到小孩。幼儿园的老师有打电话来问过，家里面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，孩子的行为最近不太正常。为了小孩，我们就暂时分居。这种状态持续了一年，我们都很崩溃，最后是我提出来协议离婚，因为生病，我也没拿到孩子的抚养权。
事发后，吴女士在医院就诊。讲述者供图
我实在是（被）逼得没有办法了，实名认证的微信、微博还不能让民警锁定他的话，我想一般人坐飞机、住酒店之类的都会用到身份证，就会有个人信息。我忍着恶心用微博小号跟造谣者私聊了一段时间，到2023年5月，他说我们见个面，我就直接让他去酒店开个房，然后把酒店定位、房间号发给我。
他发过来之后，我在微博上问他姓什么，说前台这边要核实，他说姓黄。我又打电话去问酒店前台，说我的朋友黄先生入住了你们酒店，想问一下他到了吗？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他。前台说他已经办理了入住。
确认没有问题之后，我又联系了我报案的派出所，把酒店定位这些都发给办案民警。我心里很急，想赶紧抓住他，说人现在就在酒店，希望他们尽快出警。过了几天，他们才从酒店那边调取了造谣者的真实身份信息。
我觉得到这里这个人应该可以到案了，但过了一个月又没有进展，那个时候整件事情发生已经快一年了，太久了。我就直接通过微博，把我的证据录屏、受案回执都发给黄某，带着一点威胁性质地跟他讲：我因为这个事情受到了很大负面影响，我请了律师，做了公证，掌握了他的电话地址，他不去派出所主动投案的话，我直接提起诉讼。我告诉他，“你逃不掉”。
他害怕了，在私信里跟我道歉，从他发的道歉里，我也确认，他不认识我，连我真实姓名也不知道，一直称呼的是“这位女士”。但我不接受这种道歉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说自己已经去了所在辖区的派出所做了笔录。
到2023年7月10号，我报案的派出所叫我过去调解。我带了律师一起过去，律师跟我说，类似的案件在国内非常多，闹到法院，可能就赔偿两三万精神损失费。我提了两个主要要求，一个是造谣者黄某在全网公开道歉，持续时间为6个月。第二是赔偿我20万元。这20万是我提供了近一年的门诊病历、医院清单，我的律师帮我统计后，综合得出的一个赔偿金额。
造谣者犹豫了，说愿意公开道歉，但没有那么多钱。然后他提出一个分期方案，说第一笔先给8万块，当天支付，剩下每个月支付3000元，到2026年还清。
我同意了这个方案，但调解协议里也写得很清楚，他不履约的话，第一步就要被拘留罚款，同时我保留诉讼的权利。出了派出所，当天他就违约了，第一笔8万元赔偿款没有转过来。过了几天，办案民警给我发信息说，因为他不履行调解协议，被处以行政拘留10日，500元罚款的处罚。
同时我也决定要起诉他了。一年了，我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为了澄清或者自证。在没找到这个人之前，我已经失去了非常多的东西。我原本的生活很安稳的，一直都挺好的，因为一个陌生人随便的一两句话、两张照片，我努力了那么多年的生活成果都没有了，我觉得这个人必须要付出代价，所以哪怕我一边看病，一边依然在找线索，我是不愿意放过这个人的。
一审判决书中记录，黄某表示了解到自己的行为产生了严重影响。讲述者供图
不和解，不妥协
在调解的时候，造谣者承认了自己发布虚假信息，他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，对我的生活造成了多大影响，但这个人从来不是真心觉得对不起。
案子一审我胜诉了。（注：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在2024年5月作出判决，黄某在国外社交平台、微信、微博等泄露吴女士个人隐私，并散布不实信息，构成侵权。判令黄某在省级以上报刊公开道歉，赔偿吴女士20万元。）他很快提起上诉，然后在上诉状里又造了一个新的谣言，非常荒谬，我都说不出口，因为太恶心了。
那一刻我觉得我累了，我坚持不下去了，因为我花了一年多时间，才证明了第一个谣言不是真的。他还可以在上诉的时候再造一个新的谣言，而且拿不出任何证据，只是轻飘飘地说一句是情感纠纷，想靠这个借口躲避惩罚。我当时看到上诉状就崩溃了，特别恶心，然后我就在一个偏僻的公园角落选择了自杀，我觉得我真的熬不下去了。
二审前，吴女士情绪崩溃自杀，被路人送进医院。讲述者供图
后来是一个路人把我送到医院，我几个朋友一直陪着我，这几年还在经济上给我支持，他们就说了一句话，或许我们帮不了你什么了，但是你不能让你的孩子这么小就没有妈妈了。我当时看到新闻，一个小男孩的妈妈去世了，他大半夜跑去墓地看妈妈，我觉得很不好（哽咽），我不能让我的小孩这样子。
我出院没多久二审就要开庭了，我自己出的庭，因为真的没有钱付律师费了。（事情发生后），我确诊重度抑郁，没办法继续工作，没有收入。
二审的时候我当庭就问了，你主张是情感纠纷，请你举证我们什么时候交往的？造谣者没出庭，他律师就说了一句时间太久了，所以没有留下任何证据。法官当时也说了，如果作伪证，是要罚款的。他的律师没有再说任何一句话了。
（2024年8月），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，维持原判。我对这个结果还挺平静的，意料之中，因为我知道他说的是假的。但一直到12月，他才登报道歉，离他当初造谣已经过了两年半。20万的经济赔偿他始终没有支付。为什么从报警到最后执行，都这么难？
黄某在2024年12月公开登报道歉。讲述者供图
我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，（2024年）11月造谣者成了失信被执行人，限制高消费。我一直在跟执行法院申请，法律明确规定了，被执行人有能力履行但拒不执行的，可以申请对他采取拘留措施，这是我的权利。
一直到今年7月15号，我接到执行法官的电话，说他因为拒不执行被司法拘留15天。那是我三年以来稍微开心一点的一天，我叫上第一次陪我去派出所调解的律师，我们一起吃了个饭庆祝，仅此而已，但是也没有开心多久，过两天人家又出来了。他付出的代价就是这么轻。
之前我问过办案民警好几次，我跟造谣者不认识，之前从来没见过，我的照片、联系方式是怎么泄露出去的？但民警说他们不可以透露对方的笔录内容，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我的信息是怎么泄露的。
他是随机偷拍了一个人，这个人正好是我吗？他又是怎么得到我联系方式的？（事情发生后）我走在路上，有人举起手机，我会下意识地紧张；有人夸我一句，我会觉得他是不是不怀好意；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几乎在怀疑身边每一个人，很痛苦，好像朋友圈里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造谣的人。
事发后第五六个月，我把我微信里的1600个人删到了200个人，里面有很多我工作上积累的客户和人脉，我全部删了，只剩下一些亲朋好友，还有一些没办法删的企业客服之类的，我当时对我社交关系的信任度是完全崩塌的。事情发生快两年的时候，我还是害怕去跟我以前工作有交集的场合，比如我们公司以前常去的几个餐厅、咖啡厅，我再也没去过，人多的地方我也不敢去。
这三年里，我新添加的人不超过20个，除了律师，就是两三个媒体，也会第一时间设置成仅聊天，不想暴露太多。我现在偶尔会搜索各个社交平台，看之前的谣言会不会又被恶意传播。事情发生过，你很难完全回避或者忘记它。
但从去年年底开始，为了小孩，我已经在慢慢地走出来，至少不再吃药了，我觉得我不可以更糟糕。但是我走出来了，他不能那么快地当作什么都没发生。
我今年3月份跟法院提交了悬赏申请，征集造谣者的财产线索。这个悬赏执行批下来的话，会公开这个人的照片、身份证号码，是不需要打马赛克的。我觉得我拿不到20万的经济赔偿没有关系了，因为我失去的何止20万，但是我也要让他尝一下什么叫社会性死亡，而且我这是合法手段，我要让他的家人、所有人都知道他做了什么。
20万赔偿款只要他不执行，我每年都可以申请司法拘留，一次15天。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，不和解，不妥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