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| 张彦宗
最近在“高铁去泡面化”的争论中，有网友提出，与其禁止在高铁车厢和高铁站卖泡面，不如在高铁站台上禁止抽烟。对此，12306回应称，车站站台多为露天环境，目前并无禁烟规定，车站通常会设置专门的吸烟区及灭烟设施。这意思就是，目前没法在站台禁烟。
可在一些网友看来，即使有吸烟区和灭烟设施，烟民对周围的乘客影响明显，站台是无辜人被迫呼吸二手烟的“重灾区”。大多数烟民乘客会在一出车厢就点烟，根本无视吸烟区的规定。但12306说禁烟不可行是没有规定，这个是事实，无法可依是站台禁烟的最大短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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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说说我国控烟法规的立法概况。2003年我国签署了世卫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》，三年后该公约在我国生效。2010年前后，天津、北京、广州等一些地区出台了最早一批地方控烟条例。2024年，新华社报道，我国24个省份出台省级控烟相关法规，254个城市出台市级控烟相关法规，但是“全面禁烟”的比例比较低。多数城市禁烟法规覆盖的禁烟场所范围不够广泛。
考虑到我国高铁通达的里程和密度，有的城市高铁站台控烟、禁烟完全无法可依，而剩下有地方性控烟法规的，讨论站台禁烟可能性时更微妙。
换句话说，即使是那些出台了控烟地方性法规的省份、直辖市，在具体规定中都是对学校、医院等公共场所或工作场所的室内禁烟，对室外露天没有禁烟规定。最接近公共场所室外场景的是运动场，比如《郑州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条例》就适用于“体育健身场馆、演出场所的室外观众席座”。
最接近站台控烟的，比如《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》，也只适用于“公共汽车电车、出租车、长途客运车、城轨列车等……设置在室内的站台”，室外站台同样不适用。如果有人要制止在高铁站站台吸烟的烟民，就可能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：只能做道德说教，而无法依据禁烟法规来劝阻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2014年11月24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原国家卫计委起草的《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（送审稿）》，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该送审稿明确，体育健身场馆的室外观众席一律禁烟，“公共交通工具的室外等候区域也全面禁止吸烟”。可该送审稿并无下文，至今没有音信。
勉强可以被高铁站台禁烟支持者使用的法规，是《中国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21条，“禁止在具有火灾、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、使用明火”。那么，高铁站台属不属于法定的“具有火灾、爆炸危险的场所”？答案可能是无可无不可，但会让支持禁烟的人在怼站台烟民时，起码看起来像是有法可依。
在很多人看来，高铁站台已经成为全国范围内公共场所吸烟危害的重灾区，因为高铁车厢禁烟，很多烟民会在出车厢的第一时间点烟过瘾，人流密集，即使是露天环境，二手烟危害也很大。舆论在瞄准游烟“开炮”的同时，聚焦站台禁烟议题，反映了法规的空白与控烟的新难点，也表达了立法修法延伸至站台区域的部分民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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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也要看到，这一议题上的舆论分裂是难免的。抵触二手烟的声浪虽大，在没有明确法规之前，烟民还是会捍卫他们“吸烟的权利”，认为舆论对室外站台吸烟的苛责，也是对他们权利的侵犯。道德评价没有法律的支撑，就会成为口水战。
假如地方修改现有的禁烟条例来涵盖站台的积极性不足，另一个可以推动的就是激活11年前的《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（送审稿）》的立法进程，毕竟这是全国性的法规，一旦它能够落实，必定有力推动地方性禁烟规定的修订。而在法规修订之前，确实无法对12306代表的铁路部门做更多要求。
